一场新的太空竞赛会危及应对危险太空碎片等挑战所需的合作。
科幻史册中充满了对未来的展望。有些是像《星际迷航》（Star Trek）这样的技术乌托邦，人类在那里和睦相处，共同探索宇宙。其他则是反乌托邦，就像《美丽新世界》(Brave New World)中的国家一样。但是这些故事中很多都有一个共同点——它们描绘了一个人类超越部落和民族主义狭隘观念的时代。这个假设可能是不成立的。
这可以从特朗普呼吁建立统一的美国太空司令部中看出来。或者，从中国最近的登月行动可以看出，中国对主权和日益活跃的太空计划有着广泛的看法。这些例子表明，太空作为不受国家占有限制的最终边界的定论值得质疑。在撰写本文之时，关于2015年太空法与国际太空法一致性的积极辩论仍在继续，该法允许私营公司拥有从小行星中开采的自然资源。国会中的一些派系希望进一步推进一项法案，即《美国太空商业自由企业法案》。该法案规定，“尽管有任何其他法律的规定，但是太空仍不应被视为全球公地。”这种趋势非常重要，尤其是在太空大国之间，因为它不仅出对未来几十年产生深远影响，而且还会阻碍我们应对共同挑战的能力——比如清除环绕地球运行的碎片。
黄金时代的结束
1959年，时任参议员的Lyndon Johnson说：“那些为登上太空而共同努力的人们不可能一起陷入战争和荒凉的深渊。”本着这种精神，1962年至1979年期间，美国和前苏联共同努力，并通过联合国和平利用太空空间委员会，制定了五项重要的国际条约和许多关于太空的双边和多边协定。
这些协定涵盖了从获救的宇航员返回和对太空物体造成损害的赔偿责任到和平利用太空空间等所有内容。但是，它们没有解决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范围外的太空武器化问题，也没有建立能管理日益混乱的最终边界的机制。
当确定月球的法律地位的时候，进展陷入停顿。里根政府反对《月球条约》（Moon Treaty），其中部分原因是反对该条约规定的团体进行了游说，该条约称月球与深海海床一样是“人类的共同遗产”。由于没有任何组织支持该条约，它在美国参议院夭折，随之则进入太空法的黄金时代。今天，在该协议首次提出近30年后，只有18个国家批准了该协议。
集体行动问题的兴起
自从苏联解体以来，由于公共和私人空间权力的不断增加，太空空间的管理变得更加复杂。在政治、经济和军事领域，国家和商业利益日益与太空联系在一起。除了太阳能卫星、聚变能源和轨道酒店等幻想之外，防止核扩散、经济发展、网络安全和人权等当代政治问题也与太空空间密切相关。
（图片来源：NASA/Elizabeth Weissinger）
太空大国的名单已经从美国和俄罗斯扩大到中国、印度、日本和欧洲航天局的成员，特别是法国、德国和意大利。其中每个国家在航天项目上的支出经常超过10亿美元，据估计，中国在2017年航天支出将超过80亿美元，不过美国在航天领域的支出仍高于其他所有国家的总和。但是，对于每个依赖从天气预报到卫星通信等各方面的国家来说，太空已经变得非常重要。到2015年，全球航天产业价值超过了3200亿美元，预计到2040年这一数字将增长到1.1万亿美元。
像SpaceX这样的私营公司正在努力大幅降低向低地轨道发射有效载荷的成本。长期以来，近地轨道的有效载荷一直约为每磅1万美元。这种创新有望为新的发展开辟空间。它还引起了对太空作战可持续性的关注。
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公开组建太空部队的愿望，加剧了人们对新军备竞赛的担忧。如果新的军备竞赛产生，可能会加剧太空武器和碎片问题。这两个问题是相关的，因为在太空中使用武器会增加被摧毁的卫星碎片数量。例如，中国在2007年进行了一次成功的反卫星测试，在大约500英里的高空摧毁了一颗老化的气象卫星。这一事件造成了35000多块轨道碎片，使太空垃圾的数量增加了大约25%。
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太空政策系的轨道碎片专家Marshall Kaplan认为，由于太空垃圾问题日益严重，如果不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我们很可能最终不得不放弃目前使用轨道上的所有现役卫星”。
避免太空公地的悲剧
公地治理专家Brett Frischmann表示，公共领域的悲剧是指“个人在理性追求自身利益的过程中对共享资源——牧场、高速公路、服务器等——的无限制消费”。这往往会导致资源的破坏。鉴于太空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开放存取系统，对公地悲剧的预测是不言而喻的。太空法专家Robert Bird认为，各国将轨道空间视为一种公共牧场，可能会被过度开发和被碎片污染。这是电影《机器人总动员》（Wall-E）中捕捉到的场景。
但幸运的是，除了国有化或私有化之外，还有其他出路。由政治经济学家和诺贝尔奖获得者Elinor Ostrom为首的学者表示，在某些情况下，团体确实可以进行自我组织和合作以避免过度剥削的悲剧，从而改变公地的悲惨下场。
（图片来源：NASA/Wikimedia Commons）
在我即将出版的《信息时代的新前沿：走向网络和平》一书中，我探讨了关于“多中心”治理（由多个规模、部门和利益相关者组成的复杂治理体系）的文献。我们已经发现了一些证据，表明在一个日益多极化的时代，这种多中心方法的好处在于全世界正出现越来越多的权力中心。其中一个例子是航天国家为太空探索制定的行为准则。该准则包括减少轨道碎片的必要性。在建立国际空间站的国际联盟取得成功的基础上，通过深化与SpaceX和Blue Origin等公司的伙伴关系，可以取得进一步进展。
这不是对太空治理挑战的“保持简单和糊涂”的回应。但是，它确实承认在可预见的未来国家持续控制太空行动的现实，而且这种结果确实有一些好处，包括问责制。但是，在放弃国际空间站这样一个经过试验的模式，走向与国家研究站甚至是太空军事前哨站展开竞争的未来之前，我们应该深思熟虑。
正如太空法的黄金时代所表明的那样，主权国家之间的协调是可能的。通过寻找共同点，包括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我们地球人可以确保人类的太空空间发展是一场和平胜过竞赛的前行，这不是一个国家的任务和使命，而是全人类服务科学发展，改善经济和国际关系的目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