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人类历史，我们表达意图、目标、欲望的方式，都受到身体的限制，我们生而如此，接受自然和命运的赠礼。
尽管多年来人类开发了各种工具，但本质上，我们还是需要通过身体与这些工具进行交互，就好比使用智能手机。有时，我们会对这些工具产生不满。这些工具并没有那么聪明，而原因之一可能是它们没有与我们的大脑联系在一起。如果它们能“连接”人脑，它们或许能了解我们的目标、意图和不满。
谁能反驳？
迈阿密大学生物医学工程和神经科学副教授，兼迈阿密治愈瘫痪项目的教员，Justin C. Sanchez开始研究“超越仿生学（Beyond Bionics）”。
他于2012年在佛罗里达州举行的TEDX会议上发言，问及仿生学之外还有什么？ Sanchez将他的工作描述为试图“理解神经代码”，这将涉及将非常精细的微丝电极（直径相当于人类头发）放入大脑中，由此聆听大脑的音乐、倾听某人的意图、看见你的目标和奖励，然后开始了解大脑如何编码人类行为。
他解释说：“凭借这些知识，我们要做的是研发新的医疗设备、新的可植入芯片。这些技术的首批接受者是瘫痪者。如果我能帮助别人从轮椅上爬起来，那么在我的职业生涯将不留遗憾。”
一年后，Justin Sanchez去了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Defens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以下简称DARPA）工作，这是五角大楼的研发部门。在DARPA，他负责监督所有关于人类身心康复和增强的研究。
DARPA几十年来一直梦想着将人类和机器融合。几年前，当精神控制武器的前景成为该机构的公共关系责任时，官员们重新阐述了他们的神经技术研究的既定目的，表面上把重点放在治疗损伤和治愈疾病的狭窄目标上。该机构官员声称，这项工作与武器或战争无关，它是关于治疗和保健的。
谁能提出反驳？即使其说法是正确的，也会产生广泛的伦理、社会和形而上学的影响。不出几十年，神经技术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社会混乱，使智能手机和互联网看起来像历史池塘上的温柔涟漪。
最令人不安的是，神经技术混淆了一个问题的古老答案——人类是什么？
高风险，高回报
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总统在1958年的国情咨文中宣布，美利坚合众国“我们的研究和发展必须具有前瞻性，以预见未来不可想象的武器”。几周后，他的政府成立了高级研究计划局（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以下简称ARPA），这是一个独立于官僚机构的部门，直接向国防部长汇报。这一举动是由苏联发射Sputnik号卫星引起的。该机构最初的职责是加速美国进入太空的进程。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ARPA的使命发展到包括对“人机共生”的研究，以及代号为Project Pandora的精神控制实验。1972年，该机构更名为DARPA。为了完成使命，DARPA资助研究人员发明颠覆战争性质的技术，如隐形飞机、无人机等，并改变了数十亿人的日常生活，如语音识别技术、GPS设备等，其最著名的发明就是互联网。
该机构对所谓的“高风险，高回报”研究的偏好，注定了它会资助一系列愚蠢的研究。跷跷板计划是冷战时期一个典型项目，它设想了一种“粒子束武器”，可以在苏联发动袭击时使用。在越南战争期间，DARPA还试图制造一种可控人形机器。
